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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婴坠楼事件反思:撤销监护权不难 孩子后续安置不易

2021-2-20 18:50| 发布者: 湘阴论坛| 查看: 737| 评论: 10

摘要: 近日,女婴坠楼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11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一小区一名不满4个月大的女婴从5楼坠落。孩子多处受伤,需住院治疗,然而孩子父亲却放弃治疗,称“医院细菌多”“回家养养就好了”。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 ...

近日,女婴坠楼事件引发网友广泛关注。11月30日河北省石家庄一小区一名不满4个月大的女婴从5楼坠落。孩子多处受伤,需住院治疗,然而孩子父亲却放弃治疗,称“医院细菌多”“回家养养就好了”。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关于女婴家庭的更多令人震惊错愕的细节浮出水面。

虐童行为频发,很多具有隐蔽性

据相关媒体最新报道,女婴的居住环境脏乱不堪,父母没有给她上户口也没有安排打过疫苗。其母亲魏某曾多次发生“抛孩”行为,该女婴已是第二次坠楼,此前曾有一子被魏某淹死在自家小区旁的河中。女婴的父亲郑某在女婴坠落治疗期间,多次将女婴带离医院。

目前魏某已经送往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住院治疗;公安机关将对其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女婴也已被送往儿童医院住院治疗,目前生命体征平稳。相关社会救助程序已经启动。

“长期以来,孩子被认为是父母的私产,管教甚至打骂孩子是家庭内部的‘私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认为,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当侵害来源于监护人或者与其密切接触的成年人时,未成年人往往不会主动对外求助,导致虐待行为长期发展对其身心健康造成重大伤害。

记者梳理过往案例发现,隐藏在家庭生活中的虐待行为层出不穷。4月18日,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彩塘镇一女童被关在笼中,被绳状物拴住,或被人用脚踩在脸部。在今年10月下旬的时候,辽宁省抚顺市一6岁女孩童童的遭遇,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童童被亲生母亲及其男友虐待,腿被扎进3根缝衣针,头被开水烫,全身多处骨折,颅脑损伤淤血,唇尖被防风打火机烧裂,大小便失禁。

“我国刑法并没有明确提出以‘虐待儿童’为罪名的法律法规。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关规定,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任何对儿童导致伤害、潜在的伤害或恐吓的伤害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虐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认为,虐待行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身体虐待、性虐待、忽视、心理感情虐待。

“最不容易发现的精神虐待,例如长期性语言暴力,辱骂孩子造成孩子精神压力,导致焦虑、抑郁、自闭情绪产生,甚至造成抑郁症。”北京中鼎社会工作事务所主任苏锋说,很多家长所谓的管教孩子其实已经造成实际的虐待行为。

“孩子有就医需求而拒绝医治,不能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等都可以视作虐待行为。”苑宁宁提出疏忽也是一种不履行监护义务的行为,即监护人没有提供必要的食物、衣服、住所、医疗或者照顾,以致威胁到儿童的生命健康和安全。

撤销监护权不难,孩子后续安置不容易

孩子与父母的监护关系以自治理念为核心,但是从法理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不仅是私法关系,也是公法关系。“如果父母有能力带孩子送医救治而拒绝履行义务,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孩子重伤或死亡,则父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方燕表示监护人不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根据具体情况分为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或遗弃罪。苑宁宁认为,如果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就医也需要向当地民政、妇联等部门申请救助,保障孩子的医疗以及后续康复等,决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救助义务。10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次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细化了监护人职责。

坠楼女婴的事件令人再次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父母并不总是爱心、奉献、责任的化身,总有少部分的父母并不具备监护子女的能力和意愿。我国早在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就提出了“撤销监护权”概念,但直到2015年,徐州一父亲性侵女儿多年被剥夺监护权,正式唤醒沉睡的“撤销监护权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2014年12月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规定了利用未成年人乞讨、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有吸毒等恶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等7种情形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

“目前具有申请撤销资格的主体进一步扩大,包括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民政部门等,无形中增加了许多‘眼睛’。”方燕认为。但是,撤销监护人资格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还需谨慎为之。苑宁宁指出:“撤销父母监护权,不仅会割裂孩子与父母亲密关系,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婴童而言,其未来成长和生活保障都会成为新的问题。因此还需要相关部门对父母的监护能力进行准确评估,可以提出书面劝诫书、批评教育,引入社工组织改善监护环境,提高监护人的监护意识。”

完善配套措施,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

任何制度的出台都贸然而为,没有完善的配套监护制度的支持就贸然剥夺监护权,只会把孩子推向更糟糕的境地。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长效机制还需要从预防性保护、指向性教育以及应急处置方面着手,重点是做好前期的预防性教育工作,促进社区地方、城乡加大社工引进工作,通过开设家长学堂、驻校社工等方式向家长普及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知识,做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工作。”苏锋提出前期预防性教育工作要重点做好家庭社会工作,改变传统家庭“教育孩子是我自己的事”的观点。

为了更加及时、发现未成年人受害现象,减少虐童行为产生,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至关重要。我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弥补了虐童案件曾经作为自诉案件的空白,尤其是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村委会成员,可以将疫情期间排查走访的工作方式借鉴到儿童保护中来,通过定期家访、网格化管理、信息登记等措施有效落实报告机制。

“每个社区所设的儿童主任也有责任定期随访监护情况较差的儿童,对于受到家庭暴力或不法侵害的,监护人不履行职责的要积极向公安机关报告。”苏峰谈到社工组织也是发现未成年人受害行为的重要力量。

当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后相关部门如何跟进加强后续的救助和保障工作是更加重要的,以此形成长效保护闭环。苑宁宁认为,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家和社会工作人员需要同步跟进案件,民政、教育、妇联、共青团等相关部门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

“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等可以为受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苏锋认为儿童主任以及社区的社工组织对于儿童的后续康复和保障工作责任重大,需要继续进行风险评估,跟踪回访,保障孩子生活、学习等各项指标都稳步前进。

(来源:正义网 作者:何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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